一
追问诗歌和文学创作的意义，这种行为并不过分，因为每个人都会对意义作出不同的解释。至少在今天，至少在我们这个纬度地区，提出意义这个问题是合理的。自从我们探讨的对象即被我们称作抒情诗的东西有了自我意识，自从它意识到自己是现代艺术的组成部分，就必须解决意义问题。对这个棘手的意义问题的回答，导致了文坛的分裂，从此众说纷纭。诗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摇摆不定，更不用说达成一致意见了。正常的怀疑属于这个行业的自然法则。怀疑就是烙印在每个诗人额头上的不可见标记。他为他的行为所作出的各种解释，首先是为保守一个秘密服务的。无论这个秘密多么暧昧不明，每个诗人都以他自己的方式严守秘密，都躲在它后面掩护自己。
自从柏拉图试图识破诗人的诡计以来，严守秘密就成为一种纯粹的保护性措施，在柏拉图所写的对话《伊安篇》中，其证人和代理人苏格拉底向我们介绍了艺术家伊安，伊安是靠做流浪歌手来赚钱谋生的。苏格拉底假装天真，其实他采用了一种貌似天真的、狡诈的审问法，最终把能干的荷马史诗吟唱者伊安打成了骗子，并将他贬为无思想的复述者。柏拉图用心险恶，他不仅诽谤了一位流浪歌手，而且还通过诽谤此人诋毁了整个诗人阶层。柏拉图对诗人的描述就是一篇通缉令。一方面，诗人被定性为大骗子，因为诗人在其史诗、赞歌、颂歌和酒神颂歌中用一种专业知识来欺骗读者和听众，而诗人本人不可能掌握这种专业知识。诗人不独立思维。他只是接受诗神暗中灌输给他的思想。另一方面，诗人原本就是一位梦想家和傻瓜，一位迷狂者，一个只有触角和神经的怪物。你若了解一位诗人，你就了解了所有的诗人。《伊安篇》的原文如下：“诗人是一种长有羽翼的、神圣的、轻灵的东西，如果他没有受到神赐灵感的激动，没有陷入迷狂，没有丧失理智，他就没有能力作诗。”
无论这段话是否包含真理，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诗人获得了神赐灵感，同时却对此一无所知，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撇开这个矛盾不谈，哲学家对诗人的描述显然缺乏连贯性。我们不禁要问，这两者是如何协调的：诗人获得神赐灵感，充当众神的传声筒和中介者，与此同时他在各方面皆知识贫乏，没有职业知识（即柏拉图所说的“技艺”），永远是一个半吊子？荷马就是这样一个半吊子，他口述如何制作一种药酒的药方，但他从未当过医生，他描写一场马车比赛，可他从未亲手握过缰绳。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不禁要问，亚里士多德是否有资格写那本关于诗学的论著，因为他本人只是哲学家，而非诗人。哲学是纯粹的理念论，难道它丝毫也没有受到经验的沾染？实际上柏拉图非常嫉妒诗人，他写的另一篇对话颇能说明问题。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自夸他和缪斯女神有良好的联系。他突然声称他能获得超自然的神秘灵感。其意图显而易见。曾经是众神之宠儿的诗人，现在被苏格拉底贬为没有思想和理智的文字游戏者，从此哲学家便成了奥林匹斯众神的真正信使。后果众所周知。人人皆知：在哲学诞生之前早就有了伟大的史诗，像伊安这样的流浪歌手通晓大部分史诗，他们把久远的史诗以口头形式传给后世，而哲学最初只不过是史诗的副产品而已。哲学原本位于英雄史诗和人类起源传说的边缘地带，作为修饰和评注在史诗的阴影下生长，有一天它终于长出了格言的枝叶，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隐语和预言中，它绽开了智慧之花，成为野生的向日葵。
我们从巴门尼德的《论自然》残篇中尚可窥见哲学的起源。六音部诗体的残篇具有普遍的形象性和歌咏性，开篇便呼唤缪斯女神——一切知识的启示者，全篇诗体的形式证明了哲学与史诗的近亲关系。而赫拉克利特的散文体残篇则呈现出另一种语言风格：有意识的多义性，谜一般的语言，摆脱词汇规则，成为后世语义霸权的开路先锋。
发生了什么事？哲学家彻底篡夺了诗人的权力。严格说来，哲学是靠睿智的文本阐释和注疏起家的，一切哲学沉思最初都是无害的。但这种阐释学不久就变成了神意转达者对信息的窃取，转达者指的是机智的众神使者赫尔墨斯。因为赫尔墨斯使诗人失去了其原有职能，所以他就成了思想家的保护神。果然不出所料，叛徒巴门尼德闪烁其词地说道：“认识更重要。”哲学与诗于是拉开了不可阻止的冲突史的大幕，其影响延续至今。冲突史始于哲学剥夺诗的财产，终结于哲学家完全剥夺诗人的行为能力。从对传承下来的叙述者权威的公开质疑到对诗人的彻底否定只有一步之遥。卑鄙的柏拉图建议把所有诗人即说谎者和幻想家群体逐出共和国。擅长编故事的诗人从此变成了失败者。几千年的适应与自我规训使诗人们忘记了哲学家的暴力行为。美与崇高最终臣服于理念。
古希腊哲学家发动的*变相当成功，两千多年来诗人们一直受到压制，每一位诗人的传记都足以说明这一点。诗人们脸上打着说谎者的烙印，被迫接受了社会内部流亡者的地位。他们必须学会否认自我，必须掩饰自己真实的意图。从卡利马科斯（译注：约前——前，古希腊诗人，亚历山大里亚派诗歌的代表）、贺拉斯到卡瓦菲斯、艾略特和里尔克，所有这些诗人所宣讲的诗学，其实是一种捉迷藏游戏，是一种防御性的、隐晦的秘密学说。我们不应该被偶尔的反攻所迷惑，例如弗里德里希·席勒的“人类审美教育方案”，荷尔德林的哲理颂歌，或者诺瓦利斯才华横溢的花粉梦幻。自从诗在古典时期的希腊蒙受最早的屈辱以来，它就感觉自己地位低下，因为它已被贬为打发时光的消闲之作。在顽固的颓废派诗人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格言进行自虐之前，诗早已是只有自我目的的艺术了。
典型的诗人例如莱辛或赫尔德，常常超越其本行而成为文学评论家，他们研究艺术门类的界限，探讨风格和形式问题，但他们都没有为文学创作赋予意义。在理论思考方面，与其说他们谦虚，还不如说他们臣服于哲学。然而躲在蜗牛壳里的大部分诗人都渴望超越时代。他们的灵*展开语言的轻盈翅膀，能和前代保持联系，能飞向后世，这使他们暗自感到欣慰。犹如秘密会社会员，他们躲在文本中，他们知道其诗作将永存，他们的诗歌比铜像、特洛伊城墙和罗马的宫殿更长久。只要一句格言能在共同的母语中流传久远，诗人就备感轻松，就可以忍受这种被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生活。局势不妙：哲学家们无忧无虑，沉潜于真理的游戏，并且相互